语言保护理论的定位
与保护蒙古语言资源的若干问题
         
语言的保护或者叫语言资源的保护,是双语或多语接触中出现的一项工作。在双语或多语环境中,也就是在语言竞争的双语环境中，有的语言处于弱势地位，有的语言处于强势地位。处于弱势地位的语言，因受各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受强势语言的制约,其语言结构（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使用功能和社会职能出现萎缩,它的学习适用范围逐步缩小，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弱势语言就需要实施语言的保护措施体系。处在单一语言环境中的语言,一般不提出语言的保护。比如,蒙古国,基本上属于单一语言的国家,在那里有可能不需要提出保护蒙古语的问题。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世界范围内的语言使用竞争也开始激烈起来了。在这种态势下,即使是那些单一语言的国家,也有一个如何争取本国或本民族语言国际地位的问题。从长远看,也可以把语言的国际竞争纳入语言保护范畴加以研究的必要性。所以,依照各民族语言保护工作的实际情况,把语言保护工作可区分几种层次和几种类别加以研究,并分别出台不同的保护措施体系。总之,语言的保护工作是双语或多语接触中提出来的语言建设与语言规划领域内的一项工作。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语言保护工作我国积极参加有关项   目的操作和实施
根据相关网站发布的一份综述中显示,于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根据世界各国和各民族语言的实际,确定该年度为“抢救濒危语言年”。综述中说，语言学术界有关专家们估计,世界现有6000多种语言的大部分在不久的将来会失去它的交际功能而让位于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针对这一情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一系列会议,组织世界各地的语言学专家开展濒危语言的保护和濒危语言资源的抢救工作。于1994年，日本国东京大学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在亚太地区语言学部成立了国际濒危语言情报交流中心,开始协调濒危语言工作。1995年11月18日至20日在日本召开了关于濒危语言国际学术讨论会。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召开了语言政策的国际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会上讲话并指出,需要“预备有关世界语言现状的初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记录地球人类丰富的语言多样性,并解释影响世界不同地区语言的问题,以鼓励人们更为关注人类的语言财富,为研究语言的进化,介绍保护现存语言的最新措施作出贡献”。1997年,第2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对《世界语言报告》这一项目予以批准。1998年5月26日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语言学家们发出公开信,信中认为“在今后20年中,将有一些语言陆续消失,语言作为人类宝贵财富,它的消失是人类不可弥补的损失。”他要求各国的有关机构和语言学家提供合作,定期完成《世界语言报告》。1998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收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来信,该信描述了世界语言状况,提出了出版《世界语言报告》的意向,并希望各国给予协助和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以（98）教科秘字92号文件形式向国家语委、国家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转发了该信件,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近日函告,根据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38号决议以及教科文组织语言政策的基本目标,该组织决定建立《世界语言报告》项目并定期编辑出版,其目的在于了解人类的宝贵财富～世界6000多种语言的状况并加以保护,介绍和宣传世界多种语言,促进多种语言教育。第一期报告将于2001年出版…。”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孙宏开研究员收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语言报告》文件”、“《世界语言报告》简介”和“《世界语言报告》问卷”等三个文件,信称：“我高兴地通知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准备《世界语言报告》,这个报告将描述世界语言的多样性,研究语言的变化和发展,解释影响世界各地语言发展变化的有关问题。这个项目对语言遗产引起世界范围的注意。我们写信给您,是因为我们认为您可以胜任或组织有关机构提供关于语言状况、语言变化等方面的资料。如果您能完成我们寄去的调查问卷,或者您能告诉我们可以接触的另外的个人来完成我们所需要的情况,我们将十分高兴。”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是世界语言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关心和重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国家民委语文工作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东亚部的帮助和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了本所和中央民族大学以及地方有关单位的专家学者特别是本民族的专家学者,在副所长黄兴研究员的主持下,认真填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问卷,共有82种语言的情况反映在问卷中,中国台湾省的19种少数民族语言因无法进行实地调查,这些语言的资料未能包括在问卷中。希望本报告的完成有助于沟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语言学界与中国语言学界的联系,有助于推动中国语言规划的实施。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该宣言提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新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语言是人类思想和文明的载体,维护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就是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行动计划要点”的内容中不仅包括语言多样化的内容,而且这个内容还占有重要的位置和分量。该要点提出：“提倡在尊重母语的情况下,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实现各级教育中的语言多样化,鼓励自幼学习多种语言。”
我国是已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的国家，并成为这一公约的发起国之一。而承载文化的民族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对于这一点语言文化界已有共识。

二、领导重视 积极倡导 促进民族语言保护工作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流,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是当今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趋势。2005年7月间举行的世界汉语大会是在“携手发展多元文化,共同建设和谐世界”的旗帜下进行的。与会学者一致指出：“发展国际语言教育是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必然要求,是人类生存的共同需要,对于促进人类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促进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化的多样性是推动世界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尤其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涌动的今天,我们更应该通过发展国际语言教育,促进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发展国际语言教育,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有助于促进人类进步。”
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同志在世界汉语大会前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经济全球化确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拉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去遵循同一规则,参加全球经济大循环,在一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使得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个性削弱和丢失,丧失自我发展的内涵支撑。所以我们要注意在经济全球化中趋利避害,克服文化单一化弊端。”
2004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委员、原国家语委主任柳斌同志接受记者采访时,针对汉语中出现的英语缩略语的不规范使用现象等问题,提出了“爱我们的民族,就同时要爱我们民族的语言”这个口号,号召大家弘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民族语言”、“捍卫民族语言的纯洁性”。（见教育部语用司网站,2004.4.5日发布）此前,柳斌同志致信李长春同志,提出自觉维护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正确使用外文的意见。2004年3月13日李长春同志批示：“要重视柳斌同志的意见。新闻媒体和出版社应带头推广语言文字标准化,并向社会宣传这一思想,请研究。”3月14日刘云山同志批示：“商有关部门研究,要制定明确的规定。”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同志于2005年8月26日出席中国蒙古语文学会牵头召开的“蒙汉双语研究与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特别强调：“蒙古语是一个非常优美的语言,…蒙古语是蒙古族文化的积淀和载体。所以,学习、使用、保护、发展蒙古语文本身就是对中华文化以及对人类文化的贡献。这项工作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双语教育工作中,要注意民族语言的学习、使用、保护和发展,这些环节都很重要。首先是不学习不行,不学就不会,所以必须学习。学习是语言传承的主要途径。而语言的使用则是活的语言的标志,是语言发展的实践基础。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都明确规定,我国各族人民都有使用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 “总之,社会主义社会时期是各民族语言文字繁荣发展时期,而不是消亡时期。”“民族语言的研究工作要跟上学习、使用、保护、发展的需要,着重解决规范化中的问题,把相关工作搞得更科学一些。”“学习使用民族语文,要尊重民族语文工作的规律,要善于吸收新词术语,持续不断地丰富民族语言的词汇,保持民族语言的活力,保证该语种得到保护。”
2005年2月25日国家语委主任袁贵仁同志在2005年度全国语文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语言文字工作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 他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55个少数民族，共有80余种语言，30余种文字。在这种自然语言条件下，我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一贯坚持语言平等政策，积极维护语言的多样化与和谐统一。《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以及其他一些法律法规，共同确定了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共存，禁止任何形式的语言文字歧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国家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国家坚持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等基本语言政策。在当代中国，各民族语言平等政策是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谐民族关系的具体体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各民族群众已经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和体会到，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利于促进各民族间的沟通和交流，促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学好本民族语言文字并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利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符合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在依法继续做好宣传、推进和服务的同时，要牢固树立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的观念，在工作中充分尊重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
他在少数民族语文信息标准化工作会议上又说：“语言文字及它所记录和传承的民间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但是，农村城镇化、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将使一些语言濒临危险，甚至可能消亡，从而严重威胁着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一种语言消亡，它所承载的文化常常也会随之消亡，这将是人类文化的严重损失。语言资源是重要的信息资源和文化资源，要珍视它，保护它，开发它。只有实现了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才能更好地保护和有效开发、利用民族语言资源。” “今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民族语言文字是少数民族思维和交际的工具，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和民族认同的重要体现。做好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工作，有助于民族地区的日常交际和信息化，有助于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各民族语言的平等政策是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的具体体现。要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加快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提高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水平，促进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的发展。”2002年9月23日袁贵仁同志在“信息时代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以《把握信息时代特点,加强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为题的书面讲话,强调指出：“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并具有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语言文字工作是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对社会语言生活和人民的文化生活起到积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语言文字的应用关系到千家万户,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从根本上说,做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
教育部即国家语委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同志2004年1月在网上公布的《信息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任务》中明确提出：“语言也是国家资源”。他说：“促进语言的沟通非常重要,而且我们这一代人还要为此不懈努力。不过也要看到,促进语言沟通只是国家语言规划的一个方面,从文化和信息化的角度看,语言多、方言多,不仅仅是问题,而且也是财富、是资源。”“语言是文化资源,…语言同时也是信息产业资源、网络世界的资源,这种资源观已经受到注意。信息产业的竞争、网络社会的竞争,不完全是技术的竞争,同时也是文化的竞争,也是文化载体—语言的竞争。保护与开发本土语言资源,使其在信息时代仍然具有旺盛的活力,尽量不使本土语言或方言削弱或泯灭。因此,在促进语言沟通的同时,还要进行合理的语言保护；在发展外语教育以进行国际语言交流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保护、发展母语和本土语言。国家要努力开发语言资源,建立国家级的语料库、语言文字知识库等等。要保护濒危语言,要制定语言的国际传播战略,既要规范语言文字,还要使语言文字饱含活力。”
2004年5月9日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在回复《设立八省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规范化研究综合课题的申请》（〔2004〕7号文件）中说：“蒙古语言文字规范化是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的基础,该课题成果将对推动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发展起重要作用。我司同意对该课题立项。”根据我们国家的语言政策,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规范化工作统一归属教育部即国家语委管理。
2004年7月6日,内蒙古党委副书记陈光林同志出席八省、自治区蒙古语文规范化研究综合课题启动议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民族语文是民族文化与文明的重要载体。”“一个民族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或者是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关键,和他们的语言是分不开的。”“研究语言规范化课题,请学者教授们注意一下该语言的优势和特色。”“蒙古语,我听不懂,但是听得多了,觉得蒙古语非常优美。…这是蒙古族的聪慧、审美价值观与美学意识的集中体现。”

三、保护语言研究的理论定位

正如上面所说,语言的保护工作是双语或多语接触中出现的一项工作,是人们对语言实施有意识的保护措施的语言规划或语言建设性行为。因此,它的理论定位首先与语言接触理论密切相关,而它所提出的好多保护性措施离不开语言的学习、使用方面的研究和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等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因此,保护语言的研究工作涉及好多方面的学科分支研究领域。一项课题,涉及各种分支学科,是当今学术发展的总趋势,学科界限越来越混同，边缘学科、交叉学科越来越多,这是事实。死守一个学科阵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已经完全不合适宜了。这里,笔者只就语言保护研究的理论定位问题,做一点叙述。
根据语言学术界诸多成果显示,语言接触理论主要是研究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相互接触中发生的语言结构变化和语言使用功能变化的规律,并按照它们的规律组织开展双语教育工作和实施相关的语言建设工程。这里所说的相互接触的语言,既指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又包括无亲属关系的语言。世界上的民族都不是孤立的,由于地理、文化、经济等各种因素的联系,出现各民族间的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民族之间的这种接触决定了民族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综观民族语言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肯定,不受任何民族语言的影响而独立发展的“纯净”语言是不存在的。原来人们有过一个想法,认为,中世纪蒙古语中不会有什么借词,那时的蒙古语肯定是一个纯净的蒙古语。其实不然,从《蒙古秘史》（13世纪上半页）的词汇研究成果中发现,当时的蒙古语中有不少的土厥语借词、还有少量的汉语借词和个别的梵语、藏语借词等。可见13世纪以前蒙古族与上述民族有过不同程度的关系或直接间接的接触。
民族语言间的接触中出现的最常见的语言变化有两种,首先是表现在语言结构的变异上,具体来说,民族语言间的接触中会出现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变化；其次是语言功能和语言的社会职能发生变化。
双语或多语接触中,人们对“借音”现象、借词现象或借用某些语法形式等现象,比较容易理解。蒙古语音位系统中原本没有zh、ch、sh、r、z、c、s等,后来,根据向汉语借词的需要,蒙古语音位系统中新增加了上述几个音位,并统一了这些音位在蒙古文中的书写形态。这是属于“借音”现象。
蒙古语中的汉语借词的情况,上边已经提到过,在《蒙古秘史》中就已经有了。比如：〔megujin seguItu〕的〔megujin〕是汉语的“母猪”,这个词在蒙古族的书面语和口语里至今还在使用着。在官位名称中有〔guo wang〕（国王）、〔taiji〕（太子）、〔pingsang〕（承相）等。只不过现代蒙古语中的汉语借词比中世纪蒙古语中的汉语借词更多一些就是了。
汉语中的蒙古语借词也不少见,如：那达幕、纳荷芽、博克、布鲁、卓刻、哈达、哈那等。最近出版的蒙汉语对照的蒙医药学名词术语集中,也有不少是蒙古语借词。据悉,有学者准备从古代汉语典籍中搜集汉语中的蒙古语借词,出一部可供参考的词典,这真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情。
语法借用现象在翻译作品中比较多见。如,蒙古语中表述（新闻报道里）某一个人说话的格式,是说话人的名字一般在句子的末尾,而汉语里一般把人名放在句子的前面。汉语的这种语法格式已被蒙古语所接受,举一个例子：
布赫同志说：“要保护蒙古语这个语种。”
按过去的习惯译成蒙古文就是：
“monggoI heIe gedeg enehu heIen nu  toroI   yi hamagaIahu heregtei”geju buhe daru ga heIejie.而现在一般译成buhe daruga heIehu degen：“…… ”gejie.
双语或多语接触中出现的另一种变化是语言功能或语言的社会职能发生变化。在语言使用环境中,语言使用者选择使用哪种语言,是使用语言的竞争现象。也许人们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竞争行为,但是实质上属于语言使用竞争范畴。比如,某机关开会讨论某一个问题,机关中有汉族也有蒙族,使用什么语言呢？汉族同志不会说蒙语，蒙族同志会说汉语，于是蒙族同志就拿汉语发表意见,会议很顺利,开完了。但是民族语言的使用选择没有结束,第二次会议、笫三次会议…,还有其他类型的会议,都照着上述会议的办法搞下去,就变成语言的功能或社会职能问题了。语言是在使用实践中得到充实和发展的,一旦语言被停止使用了,该语言的生命力也就意味着停止了。活的语言的唯一标志就是使用。
不使用语言或放弃使用语言的机会,就会导致语言竞争的恶性循环模式即放弃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模式,这种循环模式会导致人们的使用语言的选择性习惯,习惯会变成自然,于是丢失语言的危机也就会产生。在这种状态下,语言本身慢慢的会失去好多好多功能,会出现语言词汇的萎缩和表意功能的低下以及修辞、逻辑性、规范性等各方面技能的滑坡。更可怕的是会带来认识上的好多误解,“民族语文无用论”、“民族语文落后论”等错误论调会出来占领市场。所以，有些地区牧民赶着勒勒车,到旗所在地立起蒙古包驻下来，送孙子上汉语授课学校的事情就会发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蒙古语授课小学一年级课本的征订数达到十万左右,现在二万不到。语言的传承危机己经非常严酷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蒙古语的学习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与汉语中出现的几个英语缩略语的使用不规范等问题比较起来,实在是严重的多了。
研究语言接触理论,必须重视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这是对的。从目前的蒙古语的使用情况来说,需要而且必须更加重视语言功能和社会职能变化的研究,因为一个民族的语言,当它的各种功能特别是语言功能与社会职能受到削弱时,唤醒人们的语言觉悟非常重要。。过去,我们为借词问题争论不休,从解放初期争论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其实借词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语言功能与语言的社会职的蜕变。
在语言学研究中,语言接触理论研究一般被划定在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范畴之内,这是因为语言接触理论所研究的是民族接触、社会影响在语言上的反映。语言接触理论所研究的内容和研究方法与历史语言学、结构语言学、描写语言学等有联系,但它有自己的体系。语言接触理论并不否认、也不拒绝历史语言学、结构语言学和描写语言学的成果,相反,它是建立在上述诸方面研究的基础上的分支学科,自然,它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还要参考并利用上述各学科的研究成果。
民族语言间的接触是民族接触与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民族接触中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等各领域的内涵。在当今世界,民族关系问题越来越显得非常之重要,有些国家和地区中发生的矛盾冲突乃至战乱等等,很多都与民族语文问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要建立和谐社会,处理好国内民族关系,加强各民族间的团结,是一个基础性的社会工作。民族关系的状态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语言特征是民族特征中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也是它的最敏感的部位,民族关系中的许多问题,总是在语言关系上迅速地被反映出来。正确处理语言接触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会对民族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蒙古语与汉语接触中的
语言变异现象

蒙古语与汉语接触中,出现了哪些方面的变异现象呢？从蒙古语的角度讲,既有语言结构成份的变异现象,也有语言功能和社会职能方面的变异现象。关于第一类型的变异现象,也就是语音、词汇、语法的变异现象,上边已经说过一些了。下面着重谈一下蒙古语的功能变异现象。
1.      混用语现象。
当前,蒙古书面语中的汉语借词数量基本上是适度的,因为借用汉语词有原则,并不是谁想借用就可以随意地借用,是要通过蒙古语名词术语委员会研究通过后,按其规范的书写形式加以运用和推广。而蒙古口语中混用汉语的现象显得又多又乱。老百姓批评说“没有把关的”。口语中混用汉语的现象有多少,乱到什么程度,没有进行过系统的量化调查。从总的来看,语言群体和语言使用者个体的情况不同,其借用的数量和程度也不同。这就是大家所说的混合语或混用语的问题。对混用语的问题,17—19世纪时的不同类型的作品中就有不少文人进行过批评。比如,尹湛纳希在他的《青史演义》中批评一些人,不认真学习自己民族的丰富的语言词汇,而胡乱使用字面直译词汇破坏蒙古语使用习惯的错误。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历来就十分重视本民族语言的纯洁性。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蒙古语文工作,曾于1948年、1951年、1953年几次开展过反对轻视民族语文的错误倾向的教育活动,反复号召大家规范地使用发展蒙古语言文字。为了蒙古语的规范与发展,中共中央蒙绥分局宣传部于1953年5月召开蒙古语文工作会议,乌兰夫同志亲自出席会议并讲话,着重批判了轻视蒙古语文工作的错误倾向；分局宣传部副部长胡昭衡同志做工作报告,从理论、政策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重视开展蒙古语文工作的重要性,强调了蒙古语的规范化发展。胡昭衡同志谈到“蒙古语言的统一问题”时说：“语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最重要标志之一。”“从内蒙古来讲,由于长期受外来的民族压迫和内部的封建压迫,…蒙古语言便产生了不统一的问题,这里有方言土语问题,有混合语问题,有忘掉蒙古语言的问题”。（见《内蒙古日报》，汉文版，1953.9.2）分局宣传部编译处副处长清格尔泰同志在会上做了“关于蒙古语文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在谈到语言规范化方面的诸多问题时专门强调了克服混合语的问题。他说：“所谓混合语就是指这样一些现象,不按照蒙语的内部规律,生硬地不自然地过分地夹杂其他语言,造成语言上的混乱并在使用当中弄出各种误解。”有些干部“无限止地用混合语,破坏蒙语规律,这是不好的”。（见《内蒙古日报》,汉文版,1953.9.2.3）可见,混用语的现象早就被列为不符合语言规范化发展的东西。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多年来,语言学术界比较重视研究对书面语中的借词问题,却没有很好地重视研究口语中的混用语问题。实践证明,语言的混用现象是实现口语规范化中的最大障碍。
2.     语言的转用问题。
关于语言“转用”,不少学者把它当成彻底失掉民族语言的另一种定名,笔者在本文中使用“转用”一词,不是按着语言“消亡”的意思,而是按其随机转用的意思使用的。在蒙古语的口语交际中,交替转用蒙汉语的情况有两种，一是在口语交际中本来可以用蒙古语的情况下,一会儿用蒙古语讲,一会儿用汉语讲,随意性特别大的一种转用讲话模式；二是本来应该用蒙古语进行工作的场合里不使用蒙古语。比如,有些学校和班级的课程,应使用蒙古语授课的,不用蒙古语授课而转用汉语授课,有一些会议语言应该用蒙古语的,也有不少是转用汉语的,这种工作语言的转用现象比比皆是。这使得蒙古语的使用范围缩小,有意无意地助长了民族语言无用论的错误思想。
3.     失掉民族语言的现象。
这是蒙汉两种语言接触中出现的彻底失去本民族语言的现象。解放前失去本民族语言的有土默特旗蒙古族,是比较典型的。解放以后,也有一些地区的蒙古族失去了本民族语言。失去本民族语言的主要形式是“断代”型的,老一辈人会说蒙古语,孩子辈的则不会说或不太会说蒙古语。
以上三种变异现象,是属于语言功能性的变异现象,它们不属于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的变异现象,是目前危及蒙古语现存生命力和语言使用质量的问题。蒙古语是世界共认的表意功能丰富、修辞手段多元的语言之一,由于出现了以上三种变异的漫延,已经影响了蒙古语的健康有序的发展。

五、保护与发展蒙古语文的主要措施

保护与发展蒙古语文是一个系统工程,开展语言保护发展工作,一方面涉及党和国家关于民族语文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和措施体系；另一方面,各级各类新闻宣传媒体需要组织开展民族语文政策的宣传,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民族语文重要性的认识,唤醒大家对本民族语言的感情,真正树立“热爱我们的民族,就同时要爱我们的民族语言”的观念,提高语言觉悟,使每个语言使用者个体都明白人人都有保护发展民族语文的职责和义务。
语言的保护与发展离不开语言的学习、使用和研究,所谓的保护发展的措施,无非就是学习、使用和研究的措施。但真正要制定一个语言的保护发展计划并加以实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里需要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是需要调查评估语言的学习、使用与研究的基本情况,搞清民族人口分布、学习使用的人数、语言的使用范围、语言的社会职能以及当地民众对语文工作的意见等。在此基础上,分阶段对比分析该地区语言文字工作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学习使用状况。比如以“文革”前后或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年代的情况据实对比。语言的发展态势和滑坡态势的主要表现有三条,学习该语文的人数的增减（重点是入学儿童数量）、使用范围的扩大与萎缩、规范化的前进与倒退等。前者属于发展的态势,后者属于滑坡的态势。在此基础上,评估出综合报告,如果是属于后一种情况,就应详细描述其滑坡的现象与数量等。
第二步是分析研究语言滑坡现象的产生原因和防止途经。
第三步是研究制定保护发展语言的具体措施体系。从总体上划分,中国蒙古语地区的蒙古语保护类型可确定为三类：解放前已失去民族语言的地区；解放后基本失去民族语言但还有相当多的老年人仍在使用的民族语文地区；基本保持民族语言的广大地区。开展语言保护发展工作,应区别情况分类指导。
从总体上讲,应该坚决扼制滑坡,巩固、扩大并提高蒙古语言的学习、使用与研究的数量与质量,并把重点放在学习与使用上。除注意成人的学习以外,要关心儿童的语言传承性学习,努力杜绝民族语言的断代现象。

 

六、努力实施语言文字信息化措施是对民族语言的最大的保护

我们正处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信息化发展阶段，人类社会正在遵循着一种发展的信息逻辑，按照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即信息化发展模式加速地运行和发展。总的来说，人类社会确实取得了不小的进步。然而，不可回避的事实，是社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总是与社会发展同在。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信息分化就是伴随着社会的信息化发展而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问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信息通讯技术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与此同时出现了全球性的信息贫富差距，即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受国际互联网普及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或民族的知识发展能力、对外开放程度以及通讯技术引进水平等均有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因为信息技术的水平和互联网的发展不平衡,“数字鸿沟”日益扩大。利用信息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加速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转型，不断缩小与 “信息富国”与“信息富裕民族”的信息差距，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的民族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发展战略的重要选择。信息分化是社会学领域的一个新的概念，在当代社会信息化发展过程中，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有效应用而导出的一种人类社会的不同信息活动主体之间的信息差距及其不断扩大的社会分化现象。它是当代社会信息化过程中凸显的一种新的社会分化现象，也是当代社会信息化过程中出现的一条新的社会分化途径。它具有多方面的特征，包括客观性与必发性特征，技术性与社会性特征，普遍性与剧烈性特征。它也可以进行多角度的分类，如规则的信息分化与不规则信息分化，存在状态的信息分化与活动状态的信息分化，原生性信息分化与派生性信息分化，过慢的信息分化与过快的信息分化，公平的信息分化与不公平的信息分化，有益的信息分化与有害的信息分化等。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既有正功能也有负功能。信息分化的正功能主要体现在它对基于信息与知识的社会分配的促进作用和对现实社会中智力劳动的认可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信息分化的正功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但是，分化不同于分工，分化的基本功能在于它对社会机体的消解作用和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作用。信息分化的负功能，也就是它的社会危害性，主要是指造成贫富分化的加剧，导致社会结构的失衡，引发社会关系的冲突。
    蒙古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能力和水平以及它的普及率，还处在起步阶段或是初级阶段。蒙古族人民群众的信息来源以及信息渠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语网络的媒体传输。这对不懂得汉语汉文的蒙古族人来说是一个极为残酷的事情。因为他们不懂得汉文汉语，也就无从谈起掌握和利用汉语网络媒体的信息。先进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的这种信息鸿沟，是造成信息贫富差距的基础性因素。在不久的将来，很快就要普及以汉语为载体的电子政务、电子商务…。那么，蒙古族地区的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以什么语言文字为传媒语言呢？答案肯定是明确的，那就是要用蒙汉两种语言文字。而客观上能不能做到这一点，确实是另一回事情。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网以及下属各厅局网，什么时候用蒙汉两种语言文字同步运作的网络
媒体，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紧迫问题之一。最近，国家语委有关领导反复强调，要坚持“语言平等”政策，这在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和无可非议的。但是必须搞清楚语言文字应用领域内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是造成“不平等”局面的根源。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条例》中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扶持…蒙古语言文字网站的建设。（第二十七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应当加强蒙古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工作。（第三十二条）”屋门热切期盼着这些条款，能够得到落实，同时希望政府有关部门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和网络化工程，争取使蒙古语言文字不至于在社会信息化和网络化进程中被淘汰掉。

 

七、树立正确的语言意识和语言觉悟
是保护语言举措的思想基础

在语言接触理论中所谈到的语言变异的规律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绝大多数语言使用者个体还没有语言觉悟的前提下会出现上边已经提到的有规律的变异现象。有了正确的语言意识以后,民族语言的保护发展工作是可以取得成功的。举几个例子,看一下语言意识的重要性。
大家知道,希伯来语是古代犹太人的语言,《旧约·圣经》就是用希伯来语写的。这个语言消亡已有二千年时间。最初,到以色列国的犹太移民,他们复国的动机更多的是政治,而非宗教、文化。出生在立陶宛的俄国犹太人本·耶胡达于1881年移居巴勒斯坦。他认为,仅仅通过建立政治实体来达到复国的理想只是表面的,是远远不够的。犹太人在进行政治复兴的同时,必须通过一种文化,使之真正拥有青年一代。他认为,实现犹太文化复兴的唯一途经,便是唤醒古老的希伯来语言。于是,本·耶胡达在日常生活中第一个使用希伯来语,并呼吁所有犹太人都使用希伯来语。他以家人为教学对象,禁止妻子讲俄语,孩子一出生就教他讲希伯来语,并在一定的年龄段内不许他们说别的语言。就这样,犹太人开始学习使用希伯来语。于1884年办了希伯来文报纸,1889年建立了希伯来语协会,1904年收集和创造了数千个新词汇,编辑了词典,1910年前后,犹太人集会要求学校使用希伯来语教学。
现在,希伯来语是以色列的国语,年轻人的希伯来语程度比老年人的希伯来语程度要好,是他们复国主义的核心部分。他们给人起名一律使用希伯来语,以保护语言词汇的丰富成果。以色列的犹太文化,其根基就是希伯来文化（圣经文化）,是在继承犹太民族古老传统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世纪初复活的希伯来语成为连结犹太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纽带,希伯来文化中的伦理、原则、宗教、法律把今天的犹太民族凝聚为一体,形成了以色列社会，而对新的移民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学习希伯来语,这是融入以色列社会的关键。（参看孙正达等编《以色列国》,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4）犹太民族恢复发展民族语言的这一过程,被语言学术界称之为“语言学的奇迹”,到处被世人所传诵。
2003年,中国双语教学研究会召开了中亚东干双语国际学术研讨会。所谓东干,是清朝同治年间,我国西北的一部分回民起义失败后迁居当时俄国中亚地区的华人穆斯林,现有10万多人。其中吉尔吉斯坦5.2万人,哈萨克斯坦4万人,乌兹别克斯坦几千人,还有一些分散居住在邻近一些国家和地区。他们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语言、习俗,对祖辈的故土怀有深厚的感情。东干语是陕西、甘肃汉语方言的基础上,在中亚各民族语言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汉语中亚变体。它既保留了130多年前汉语陕、甘方言的特点,又有俄语和中亚各民族语言的影响。东干人会讲东干语,同时普遍会讲俄语和当地民族的语言。他们在多语言环境里,既保存了自己的陕、甘汉语方言,又学会了当地的语言,被人们称之为“人口少、环境恶劣”的情况下,成功保护自己语言文化的典型。这部分回民因为是逃难而走到俄国去的,自己没有土地,其政治身份也倍受当地人的质疑。但是他们经过努力,得到了合法的居住地,苏维埃政权成立后,被承认为东干民族,其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得到了尊重。如今,他们通过发展双语教育,既保护了本民族语言文化,又融入了当地社会,培养并造就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移居国外的许多华人朋友,对祖国、对自己民族语言文字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学习当地民族的语言,成功地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传承汉语汉文,更没有忘记自己的风俗习惯。这类实例很普遍,在此没有必要细说。他们当中的好多人,是在没有汉语教学环境的情况下,全凭家庭语言教育的形式传授本民族语言文化的。
总之,社会语言学上所说的语言的民族性意识以及语言觉悟是保护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关键。在语言意识和觉悟到位的情况下,失去语言的民族,可以把它恢复起来；没有语言教学环境的,可以通过家教来传承本民族的语言文化。
下面,就语言保护中涉及到的更新观念方面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少数民族人口实现“双语化”的条件下如何保护发展本民族语言的问题。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使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间的交往多了起来。而这种交往的桥梁是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工作。依靠翻译人员来进行交往,这毕竟是很有限的活动,随着多民族多语种群体的杂居局面的出现,人们除了学会本民族语言以外还需要学习掌握第二、第三…语言,以便满足生产生活的各种语言交际需要。根据学者们提供的相关数据,全世界人口的70%以上已成为双语人口。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中国蒙古族人口中的双语人口（蒙汉兼通）比例发展很快,其中有些年青人同时还兼通英语或日语。
实现人口的“双语化”,这是一件好事情,它扩大了人们相互接触与交际的范围,扩大了信息来源,拓展了学习深造和进行科学研究的渠道。但是学习第二第三语言的目的不是为了放弃或丢失本民族语言,恰好相反,是为了更好地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是对本民族语言社会职能的补充。
“双语化”带来的问题是民族语言间的使用频率、社会职能差距拉大,单向性双语现象多了起来。（如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人口普遍兼通汉语,而汉族人口的绝对多数不会说蒙古语）
过去,考虑民族语言政策时总是以“单语”人口的基数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并把它看成是重视使用民族语文的依据。比如,民族语文行政部门所发的文件中有这样的提法：“还有近三分之二的人不懂汉文汉语,因此还要继续开展使用蒙古语文的宣传报道工作和其它相关工作”等。现在的问题,是少数民族人口即将实现“双语化”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做好民族语文工作？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根据党的民族语文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中国境内的各族人民都有使用发展自己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党的“十六大”通过的新《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中明确规定：“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全面进步。”可以肯定,在“邦助”少数民族实现共同繁荣方面是没有任何前提的。我国宪法和自治法的相关条款中也没有规定实现“双语化”以后就不再使用发展民族语文了。因此,实现“双语化”就等于“民族语文使命的结束”这个提法是绝对错误的。因此,实现“双语化”以后仍然有一个如何繁荣发展民族语的问题。
（二）强调民族语言的文化功能
长期以来,我国语言学术界着重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而对语言的文化功能强调的不够,甚至搞语言研究的学者都不太懂得这方面的知识。这个问题本身涉及到语言的交际价值和文化价值的问题。现在,中国的学生一般都学习英文英语,这是由英语在国际上的交际需要和交际价值取向决定的。但不能学了英语就轻视本民族语言。教育部语信司李宇明司长于2005年6月在呼和浩特市主持座谈保护民族语言的问题时说：“将来的世界不可能只搞一个文化即美国文化,不可能只搞一个语言即英语,中国也不可能只搞一个汉族文化和一个汉语。世界的文化和语言应该是多元的。”单纯强调交际语言的结果,出现了“民族语文无用论”、“民族语文落后论”,在过去的“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还出现了“民族语文危险论”,意思是重视使用民族语文的人容易被打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过去确有不少同志因为提出过蒙古语文工作方面的意见而被整的事情。其实,交际功能是语言功能的仅仅是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功能。笔者反复学习并研究了柳斌同志所提出的“爱我们的民族,就同时要爱我们的民族语言”这个谈话,感觉意味深长。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的顺序是：“民族、民权、民生。”因为“国家的本身并不能产生一定的文化标淮；国家仅能把决定这一标准的各民族集纳于一处。所以产生高等人类文化的必要条件,不是国家,而是优秀的种族。”（李小兵主编,《文化的力量》,团结出版社,1982年）可见,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重视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确是代表了人类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三）树立语言资源观
语言本身就是文化资源,又是文化的载体和文化现象。在信息社会中,语言又是信息的载体、网络世界的支撑性资源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席卷全球,超乎寻常地拓展了知识传播。信息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使得知识的价值和语言的价值进一步放大。知识,包括语言,被列为知识生产力的要素。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知识资本、知识资源是通过语言文字这个载体得以实现的。语言的知识性和知识载体的功能即语言本身的特殊性（与自然资源相比较而言）中包括着民族语言功能的不可替代性、不可剥夺性、不存在磨损性和共享性。因此,我们对本民族语言的资源要有足够的认识,树立语言资源关,宣传语言资源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地位和作用,克服民族语文无用论,为繁荣发展民族语文做出贡献。
（四）人文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
在本文的第一第二段里所叙述的内容中,特别是本文所引用的领导同志的讲话中,有不少是阐述民族语言的人文性的。“人类各民族的语言,不仅仅是一个符号体系或交际工具,而是该民族认识、阐释世界的一个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语言都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一种样式,都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的特点的打开人们心灵深处的钥匙。因而人文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申小龙著《汉语与中国文化》,页1,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8,上海）民族语言的人文性理论的产生是语言科学研究中的一种文化反思。其实人们都知道把民族语言从它的“母体”～民族身上剥离开来,使它成为一种没有文化生命的纯粹的工具或符号,那是行不通的。“交际工具论”就是拿语言作为“纯粹的工具或符号”,忽视了民族语言的文化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化心理特征。语言科学的研究中,远离民族语言人文属性的偏差,是没有认清语言本质属性的偏差。
总之,在思想上只要认识到以上几点,就有理由说服那些还在坚持“民族语文无用论”和“落后论”的同志回到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语文政策的正确立场上来,为保护和发展蒙古语文,同时也为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文化大区建设事业做出贡献。 (色.贺其业勒图)